□ 郑承东  

　　绍熙五年七月（1194年），临安城的月光云遮雾障，变幻莫测。

　　位于临安城南端凤凰山麓的南宋宫廷城头变幻大王旗。纷踏的脚步与宫闱之后的窃窃私语朗照在月光之下，显得有些诡异与凌乱。

　　就在这个月，朝中大臣赵汝愚、韩侂胄在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嘉王赵扩登基，即为宋宁宗。宋光宗被尊为太上皇。宋宁宗继位后，想重用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。赵汝愚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八世孙，是正宗的南宋宗室子弟。宋宁宗提拔他做右丞相。但宋朝皇室规定，宗亲不得为相，赵汝愚是宋室里唯一任“丞相”的宗亲，这有违祖宗之法。因此，这也成为赵汝愚不幸遭遇的导火索。

　　定策的另一有功之臣——韩侂胄是皇太后吴氏的外甥，算是宋宁宗的外戚。韩侂胄以为既是皇帝登基的功臣，又是第一外戚，有了这两层关系，弄个节度使当当，应该没问题。谁知，赵汝愚竟以“外戚不可言功”为由，否决了这项人事动议。这就为赵韩之斗埋下了伏笔。结果，韩侂胄只升为宜州观察使（正五品）兼枢密都承旨。赵汝愚对此深为不满。但枢密院都承旨这一岗位很重要。这个岗位专事“承宣旨命，通领院务”，相当于军委秘书长的角色了，但又专门负责皇帝圣旨的下达。等到韩侂胄的侄孙女又被宋宁宗策立为恭淑皇后，韩侂胄身为“南宋第一外戚”的身份便坐实了，他由此得势。

　　赵汝愚一上任，引用了大批以朱熹为首的理学人士进入朝廷为官，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经过县一级官员的历练，就被召至京中任职。他把在湖南潭州任知府的朱熹召到临安（今杭州），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。宋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　　这一来，韩侂胄就不高兴了。自宋孝宗一朝开始，理学派和非理学派官僚间就开始了分庭抗礼、朋党交攻。就政治理念而言，前者大多是道德型、清议型士大夫，思想保守；而后者则多为事功型、才吏型的官员，主张变革。宋宁宗时，赵汝愚是前者，韩侂胄是后者。因此，两人是政敌，水火不容。

　　绍熙五年（1194年）八月，朱熹一上任，便迫不及待地做了一件不理智的事——按侍讲旧制，都是单日早晚进讲，双日休息。为了向宋宁宗灌输理学思想，朱熹迫不及待地修改了旧制，要求每天早晚都要进讲，这让宋宁宗不堪重负。另外，朱熹在讲课时，语气也不对，常常声色俱厉，要宋宁宗正心诚意，要宋宁宗读经穷理，把宋宁宗真的当做学生，“训”得一愣一愣地，这又让宋宁宗不爽。尤其是在十月十四日，朱熹奉诏进讲《大学》，反复强调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八目，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，这更引起宋宁宗的不满。

　　朱熹还帮赵汝愚找政敌韩侂胄的麻烦，常常借着侍讲的机会，在宋宁宗身边嘀咕韩侂胄的不是。朱熹书生意气地提醒宁宗说，韩侂胄是外戚，必须防备。朱熹还告诉宋宁宗，韩侂胄在给宋光宗挑选陵墓地址的时候，不安好心，选了一个地势低下土肉浅薄的地方。这种攻击已是十分致命。朱熹还联络黄度、彭龟年等人一起打韩侂胄的小报告。这就让宋宁宗心里很不爽。在宋宁宗眼里，韩侂胄就是有“翼戴之功”。 身为“侍讲”，更不许干政、涉政。这就为后面发生的“庆元党禁”，将“理学”判定为“伪学”埋下了隐患。

　　韩侂胄后来又被宋宁宗提拔为“平章军国事”，这职务就是枢密使，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。韩侂胄掌管了军权，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北伐，收复旧山河。但攘外必先安内，韩侂胄必须先把理学派这帮人给收拾了。南宋第一外戚阴击南宋第一宗室的大戏由此开张。因为庆元是宋宁宗年号，故史称“庆元党禁”。

　　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是先从朱熹下狠手。做为一介书生，朱熹无意间闯入了南宋朝廷最高层宫廷恶斗的核心。绍熙五年（1194年），韩侂胄利用当内臣的有利条件，出内批罢黜朱熹。什么叫“内批”？内批是指皇帝以亲笔名义从禁中批出的特定文书。在韩侂胄的鼓动下，绍熙五年（1194年）十一月初一，宋宁宗下旨，以为“朱熹所言，多不可用”。 朱熹在朝仅46日，便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侍讲之职。

　　接着，到庆元元年（1195年）二月，韩侂胄唆使谏官上奏，告赵汝愚以宗室居相位，不利于社稷江山。宋宁宗正在忌惮以赵汝愚为首的理学派势力坐大，便借题发挥，把赵汝愚罢相，逐出京城临安，先贬至福州，后又贬至永州，任宁远军节度副使。赵汝愚忧愤成疾，于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正月，客死赴任途中。

　　而朱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庆元二年十二月，韩侂胄策动监察御史沈继祖罗列了朱熹十大罪状。其中，最令人不齿的罪名是，朱熹纳了两个尼姑为妾，还致使寡妇大媳妇有了身孕。宋宁宗阅后，批注“御史台查办”。这就是要朱熹必须认下十大罪状。一时间，临安有关朱熹的流言满城飞，甚而有鼓噪者上奏，要将朱熹斩首于市。在这样舆论高压下，朱熹不得不“低头认罪”。在罪己书中，朱熹除了对致使大媳妇怀孕这一罪名未做解释外，对于其他罪状，他全部认领，还悔过自新，“深省昨非，细寻今是”。

　　庆元二年，朱熹身败名裂，臭不可闻，生不如死，几临灭顶之灾。但他扛下来了。他回到了建阳，痴心不改，继续在“精舍书院”、在民间追逐他的理学之梦。而从建阳到古田，仿佛又如“引月”的指引，他又回到导师李侗的祖籍地休憩、游讲。一切都是在冥冥之中，那“引月”一路照亮着朱熹布道理学的坎坷路。

　　朱子和古田的缘分真有天意。朱子在闽北设帐授徒时，有史记载的，就有20多位古田籍门人前往拜师。据《闽学源流》一书附“朱熹门人录”统计，朱熹闽东籍门生有18人，古田籍占了10个。其中多人在他的培养下，还著书立说。乾隆版《古田县志·艺文》所列宋代有经史子籍者有9人，计11种著作，朱子门人占5人7种。

　　其中，林用中与朱子的关系可谓是亦师亦友，生死相随。朱熹自称为“畏友”。什么叫“畏友”？就是可以指出自己过错、揭露自己短处，帮助自己保持清醒头脑的“铮友”。可见，朱子对这位古田籍的门生是何等高看。乾道三年（1166年），林用中随朱子会大儒张侂于岳麓书院，史称“朱张会讲”。会讲期间，朱熹与张侂公开辩论三天三夜，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。而林用中身负重任，参与会讲《中庸》，与朱子互为呼应，互补缺漏，挥洒自如，语惊四座。“朱张会讲”后的第九年，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朱子在江西铅山与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兄弟辩论道学，史称“鹅湖之会”。林用中等门生随行朱子，背负讲稿数十札，鞍前马后。又过了三年，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朱熹“知南康（属江西）军”，林用中依然随行，协助朱子重建中国最大的书院——白鹿洞书院，用于传讲理义。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——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在朱子笔墨中，由此诞生。在蓝田书院避祸期间，林用中还协助朱子完成了《礼书》《琴律说》《声律辩》等书稿。因此，在朱子人生的精彩华章中，随处可见林用中谦卑而又生死相随的身影——

　　“庆元党禁”发生后，朱熹的家人和门生闻听，韩侂胄已严令各州政府对朱熹进行追缉斩杀……林用中、林允中兄弟等门生不仅随侍朱子身边，还催促朱子离开建阳考亭，到古田避祸。之后，在林用中兄弟和其他古田籍门生护送下，朱子先被安排在林用中开设的溪山书院躲避，后又护送潜居于蓝田书院聚星台。

　　“昨夜扁舟雨一蓑，满江风浪夜如何？今朝试卷孤篷看，依旧青山绿水多。”这首《水口行舟》是朱熹初入古田境时所作，从建阳出发时，他的心情如扁舟雨、风浪夜，黯淡而又不测，而到了古田，青山绿水，门生相护，令他如沐春风，豁然开朗。但是，朱熹在蓝田书院的时光也并不是一派田园诗意。“庆元党禁”的阴霾与杀机时刻随风而来。有传言，朝廷派出大内高手四处打探朱熹行踪，朱熹也只是一笑了之，照样出入讲学。乾隆版《古田县志》曾记载这样一件奇事：“朱子避地玉田，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，将甘心焉。是人宁自刎死，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。邑人义之，祀于溪山书院对面，即今之太保庙也。”杉洋人说太保姓康，城关人说太保姓陈。这段奇事的真实性已无从稽考。太保在宋时是正一品官职，通常被授予那些功勋卓著、地位显赫的文武官员。如果他真是被派来追杀朱熹的太保，那他一定是战功卓著的高级武官。

　　或许在发生此事后，朱熹开始离开蓝田书院，游讲于闽东各地。庆元五年（1199年），朱熹率领学生由闽入浙，在永嘉慕名会晤了“永嘉学派”的创始人叶适和陈傅良。不久，朱子得肺病，回长溪，并从罗浮乘船经福州回到了建阳。

　　朱熹在告别蓝田书院时，特意在书院对面的漂林岗上种下一株雀舌罗汉松，如今历经八百多年，古树依然繁茂如盖，泽阴后人。他想告诉后人什么呢？

　　庆元六年（1200年）入春以后，在足疾大发，左眼已瞎，右眼也几乎失明的情况下，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未竟之稿。庆元六年（1200年）三月，朱熹临终时，林用中与黄侂等人侍奉于前，并受遗命修正《楚辞后语》，完成《楚辞音考》等刊核。

　　庆元六年三月初九，也就是公元1200年四月二十三日，71岁的朱熹去世。噩耗传出，全国各地有大批的理学人士欲前来悼念，终被朝廷“约束”。十一月，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，参加会葬者依然有近千人之多。

　　在朱熹死后的第七年，即开禧三年（1207年）十一月三日，也就是公元（1207年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已任平章军国事的韩侂胄一如既往早朝，被中军统制、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人率百余名壮汉劫持，并被拖到玉津园夹墙内，当场锤杀。作为签订《嘉定和议》的条件之一，韩侂胄的头颅还被割下送给了金国。

　　韩侂胄被杀后，宋宁宗开始重新审视对朱熹及其学说的态度，意识到“庆元党禁”的决策失当。就在韩侂胄被杀的年末，宋宁宗即为朱熹恢复名誉，并追赐了官衔。到了宋理宗接班之后，宋理宗立追赠朱熹为大师、信国公，谥号“文公”，还下诏表彰其学术贡献，将其牌位抬入孔庙，开禁《四书集注》，正式确立朱熹在儒学史上的正统地位。元朝延佑年间（1315年），《四书集注》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。到了明清两代，朱熹的新儒学更成了朝廷的意识形态，《四书集注》也随之变成了朝廷意识形态的权威。凡科举考试，《四书集注》是必考题，在答题时，一定不能偏离《四书集注》中的解释。《四书集注》的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1905年科举废除，长达六百多年。而他的《朱子家训》落落三百余文，更成中华民族千古“治家之经”。

　　“东周出孔丘，南宋有朱熹。中国古文化，尼山与武夷”朱熹是继孔孟之后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学家。因此，朱熹避祸讲学古田蓝田的那轮“引月”更是后人必须要仰视凝望的。清邑人李捷英有诗：“环列诸山道远青，当年夫子日谈经。尚余墨迹香千里，夜夜光摇北斗星。”（《题蓝田书院》）也仿佛是“引月”朗照之下，夫子夜望北斗，孜孜谈经、墨香千里的场景再现，高远清澈而又意蕴悠远。

　　那么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，蓝田的月光，尤其是那轮“引月”之光，就是朱子心中的“理学之光”？所谓“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那轮“引月”从千年前的尼山一直朗照，不仅为朱子在黑夜中引路前行，指明方向，更是朗照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，从宋元明清一路走来，“皓月当空”长达六百多年。虽然有风高月黑时，但它为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品格的塑造功不可没，这一点无可置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