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郑承东
绍熙五年七月(1194年),临安城的月光云遮雾障,变幻莫测。
位于临安城南端凤凰山麓的南宋宫廷城头变幻大王旗。纷踏的脚步与宫闱之后的窃窃私语朗照在月光之下,显得有些诡异与凌乱。
就在这个月,朝中大臣赵汝愚、韩侂胄在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嘉王赵扩登基,即为宋宁宗。宋光宗被尊为太上皇。宋宁宗继位后,想重用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。赵汝愚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八世孙,是正宗的南宋宗室子弟。宋宁宗提拔他做右丞相。但宋朝皇室规定,宗亲不得为相,赵汝愚是宋室里唯一任“丞相”的宗亲,这有违祖宗之法。因此,这也成为赵汝愚不幸遭遇的导火索。
定策的另一有功之臣——韩侂胄是皇太后吴氏的外甥,算是宋宁宗的外戚。韩侂胄以为既是皇帝登基的功臣,又是第一外戚,有了这两层关系,弄个节度使当当,应该没问题。谁知,赵汝愚竟以“外戚不可言功”为由,否决了这项人事动议。这就为赵韩之斗埋下了伏笔。结果,韩侂胄只升为宜州观察使(正五品)兼枢密都承旨。赵汝愚对此深为不满。但枢密院都承旨这一岗位很重要。这个岗位专事“承宣旨命,通领院务”,相当于军委秘书长的角色了,但又专门负责皇帝圣旨的下达。等到韩侂胄的侄孙女又被宋宁宗策立为恭淑皇后,韩侂胄身为“南宋第一外戚”的身份便坐实了,他由此得势。
赵汝愚一上任,引用了大批以朱熹为首的理学人士进入朝廷为官,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经过县一级官员的历练,就被召至京中任职。他把在湖南潭州任知府的朱熹召到临安(今杭州),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。宋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这一来,韩侂胄就不高兴了。自宋孝宗一朝开始,理学派和非理学派官僚间就开始了分庭抗礼、朋党交攻。就政治理念而言,前者大多是道德型、清议型士大夫,思想保守;而后者则多为事功型、才吏型的官员,主张变革。宋宁宗时,赵汝愚是前者,韩侂胄是后者。因此,两人是政敌,水火不容。
绍熙五年(1194年)八月,朱熹一上任,便迫不及待地做了一件不理智的事——按侍讲旧制,都是单日早晚进讲,双日休息。为了向宋宁宗灌输理学思想,朱熹迫不及待地修改了旧制,要求每天早晚都要进讲,这让宋宁宗不堪重负。另外,朱熹在讲课时,语气也不对,常常声色俱厉,要宋宁宗正心诚意,要宋宁宗读经穷理,把宋宁宗真的当做学生,“训”得一愣一愣地,这又让宋宁宗不爽。尤其是在十月十四日,朱熹奉诏进讲《大学》,反复强调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八目,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,这更引起宋宁宗的不满。
朱熹还帮赵汝愚找政敌韩侂胄的麻烦,常常借着侍讲的机会,在宋宁宗身边嘀咕韩侂胄的不是。朱熹书生意气地提醒宁宗说,韩侂胄是外戚,必须防备。朱熹还告诉宋宁宗,韩侂胄在给宋光宗挑选陵墓地址的时候,不安好心,选了一个地势低下土肉浅薄的地方。这种攻击已是十分致命。朱熹还联络黄度、彭龟年等人一起打韩侂胄的小报告。这就让宋宁宗心里很不爽。在宋宁宗眼里,韩侂胄就是有“翼戴之功”。 身为“侍讲”,更不许干政、涉政。这就为后面发生的“庆元党禁”,将“理学”判定为“伪学”埋下了隐患。
韩侂胄后来又被宋宁宗提拔为“平章军国事”,这职务就是枢密使,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。韩侂胄掌管了军权,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北伐,收复旧山河。但攘外必先安内,韩侂胄必须先把理学派这帮人给收拾了。南宋第一外戚阴击南宋第一宗室的大戏由此开张。因为庆元是宋宁宗年号,故史称“庆元党禁”。
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是先从朱熹下狠手。做为一介书生,朱熹无意间闯入了南宋朝廷最高层宫廷恶斗的核心。绍熙五年(1194年),韩侂胄利用当内臣的有利条件,出内批罢黜朱熹。什么叫“内批”?内批是指皇帝以亲笔名义从禁中批出的特定文书。在韩侂胄的鼓动下,绍熙五年(1194年)十一月初一,宋宁宗下旨,以为“朱熹所言,多不可用”。 朱熹在朝仅46日,便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侍讲之职。
接着,到庆元元年(1195年)二月,韩侂胄唆使谏官上奏,告赵汝愚以宗室居相位,不利于社稷江山。宋宁宗正在忌惮以赵汝愚为首的理学派势力坐大,便借题发挥,把赵汝愚罢相,逐出京城临安,先贬至福州,后又贬至永州,任宁远军节度副使。赵汝愚忧愤成疾,于庆元二年(1196年)正月,客死赴任途中。
而朱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庆元二年十二月,韩侂胄策动监察御史沈继祖罗列了朱熹十大罪状。其中,最令人不齿的罪名是,朱熹纳了两个尼姑为妾,还致使寡妇大媳妇有了身孕。宋宁宗阅后,批注“御史台查办”。这就是要朱熹必须认下十大罪状。一时间,临安有关朱熹的流言满城飞,甚而有鼓噪者上奏,要将朱熹斩首于市。在这样舆论高压下,朱熹不得不“低头认罪”。在罪己书中,朱熹除了对致使大媳妇怀孕这一罪名未做解释外,对于其他罪状,他全部认领,还悔过自新,“深省昨非,细寻今是”。
庆元二年,朱熹身败名裂,臭不可闻,生不如死,几临灭顶之灾。但他扛下来了。他回到了建阳,痴心不改,继续在“精舍书院”、在民间追逐他的理学之梦。而从建阳到古田,仿佛又如“引月”的指引,他又回到导师李侗的祖籍地休憩、游讲。一切都是在冥冥之中,那“引月”一路照亮着朱熹布道理学的坎坷路。
朱子和古田的缘分真有天意。朱子在闽北设帐授徒时,有史记载的,就有20多位古田籍门人前往拜师。据《闽学源流》一书附“朱熹门人录”统计,朱熹闽东籍门生有18人,古田籍占了10个。其中多人在他的培养下,还著书立说。乾隆版《古田县志·艺文》所列宋代有经史子籍者有9人,计11种著作,朱子门人占5人7种。
其中,林用中与朱子的关系可谓是亦师亦友,生死相随。朱熹自称为“畏友”。什么叫“畏友”?就是可以指出自己过错、揭露自己短处,帮助自己保持清醒头脑的“铮友”。可见,朱子对这位古田籍的门生是何等高看。乾道三年(1166年),林用中随朱子会大儒张侂于岳麓书院,史称“朱张会讲”。会讲期间,朱熹与张侂公开辩论三天三夜,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。而林用中身负重任,参与会讲《中庸》,与朱子互为呼应,互补缺漏,挥洒自如,语惊四座。“朱张会讲”后的第九年,淳熙二年(1175年),朱子在江西铅山与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兄弟辩论道学,史称“鹅湖之会”。林用中等门生随行朱子,背负讲稿数十札,鞍前马后。又过了三年,淳熙五年(1178年),朱熹“知南康(属江西)军”,林用中依然随行,协助朱子重建中国最大的书院——白鹿洞书院,用于传讲理义。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——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在朱子笔墨中,由此诞生。在蓝田书院避祸期间,林用中还协助朱子完成了《礼书》《琴律说》《声律辩》等书稿。因此,在朱子人生的精彩华章中,随处可见林用中谦卑而又生死相随的身影——
“庆元党禁”发生后,朱熹的家人和门生闻听,韩侂胄已严令各州政府对朱熹进行追缉斩杀……林用中、林允中兄弟等门生不仅随侍朱子身边,还催促朱子离开建阳考亭,到古田避祸。之后,在林用中兄弟和其他古田籍门生护送下,朱子先被安排在林用中开设的溪山书院躲避,后又护送潜居于蓝田书院聚星台。
“昨夜扁舟雨一蓑,满江风浪夜如何?今朝试卷孤篷看,依旧青山绿水多。”这首《水口行舟》是朱熹初入古田境时所作,从建阳出发时,他的心情如扁舟雨、风浪夜,黯淡而又不测,而到了古田,青山绿水,门生相护,令他如沐春风,豁然开朗。但是,朱熹在蓝田书院的时光也并不是一派田园诗意。“庆元党禁”的阴霾与杀机时刻随风而来。有传言,朝廷派出大内高手四处打探朱熹行踪,朱熹也只是一笑了之,照样出入讲学。乾隆版《古田县志》曾记载这样一件奇事:“朱子避地玉田,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,将甘心焉。是人宁自刎死,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。邑人义之,祀于溪山书院对面,即今之太保庙也。”杉洋人说太保姓康,城关人说太保姓陈。这段奇事的真实性已无从稽考。太保在宋时是正一品官职,通常被授予那些功勋卓著、地位显赫的文武官员。如果他真是被派来追杀朱熹的太保,那他一定是战功卓著的高级武官。
或许在发生此事后,朱熹开始离开蓝田书院,游讲于闽东各地。庆元五年(1199年),朱熹率领学生由闽入浙,在永嘉慕名会晤了“永嘉学派”的创始人叶适和陈傅良。不久,朱子得肺病,回长溪,并从罗浮乘船经福州回到了建阳。
朱熹在告别蓝田书院时,特意在书院对面的漂林岗上种下一株雀舌罗汉松,如今历经八百多年,古树依然繁茂如盖,泽阴后人。他想告诉后人什么呢?
庆元六年(1200年)入春以后,在足疾大发,左眼已瞎,右眼也几乎失明的情况下,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未竟之稿。庆元六年(1200年)三月,朱熹临终时,林用中与黄侂等人侍奉于前,并受遗命修正《楚辞后语》,完成《楚辞音考》等刊核。
庆元六年三月初九,也就是公元1200年四月二十三日,71岁的朱熹去世。噩耗传出,全国各地有大批的理学人士欲前来悼念,终被朝廷“约束”。十一月,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,参加会葬者依然有近千人之多。
在朱熹死后的第七年,即开禧三年(1207年)十一月三日,也就是公元(1207年)年十一月二十四日,已任平章军国事的韩侂胄一如既往早朝,被中军统制、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人率百余名壮汉劫持,并被拖到玉津园夹墙内,当场锤杀。作为签订《嘉定和议》的条件之一,韩侂胄的头颅还被割下送给了金国。
韩侂胄被杀后,宋宁宗开始重新审视对朱熹及其学说的态度,意识到“庆元党禁”的决策失当。就在韩侂胄被杀的年末,宋宁宗即为朱熹恢复名誉,并追赐了官衔。到了宋理宗接班之后,宋理宗立追赠朱熹为大师、信国公,谥号“文公”,还下诏表彰其学术贡献,将其牌位抬入孔庙,开禁《四书集注》,正式确立朱熹在儒学史上的正统地位。元朝延佑年间(1315年),《四书集注》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。到了明清两代,朱熹的新儒学更成了朝廷的意识形态,《四书集注》也随之变成了朝廷意识形态的权威。凡科举考试,《四书集注》是必考题,在答题时,一定不能偏离《四书集注》中的解释。《四书集注》的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1905年科举废除,长达六百多年。而他的《朱子家训》落落三百余文,更成中华民族千古“治家之经”。
“东周出孔丘,南宋有朱熹。中国古文化,尼山与武夷”朱熹是继孔孟之后,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学家。因此,朱熹避祸讲学古田蓝田的那轮“引月”更是后人必须要仰视凝望的。清邑人李捷英有诗:“环列诸山道远青,当年夫子日谈经。尚余墨迹香千里,夜夜光摇北斗星。”(《题蓝田书院》)也仿佛是“引月”朗照之下,夫子夜望北斗,孜孜谈经、墨香千里的场景再现,高远清澈而又意蕴悠远。
那么,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,蓝田的月光,尤其是那轮“引月”之光,就是朱子心中的“理学之光”?所谓“古人不见今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那轮“引月”从千年前的尼山一直朗照,不仅为朱子在黑夜中引路前行,指明方向,更是朗照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,从宋元明清一路走来,“皓月当空”长达六百多年。虽然有风高月黑时,但它为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品格的塑造功不可没,这一点无可置疑。